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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讨公难行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却又被不断的嘈杂声唤醒。我的头上被细心地缠上了纱布,外面还罩着一个网兜,用以固定和保护伤口。随后,护士给我挂上了输液瓶,看着药水缓缓滴落,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人来照顾我了。

  透过朦胧的视线,我看到了家人们的身影。原来是因为他们到来,给我交了更多的费用,让我接受到了更好的治疗。母亲紧握着我的手,眼中满是泪水,父亲则在一旁沉默地站着,眉头紧锁。他们带来的药品和关切的话语,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东子他娘,你让孩子休息会吧。”父亲轻声对母亲说道。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安慰他们道:“爸妈,我真的没事,你们先回去吧,不用担心我。”

  这时,晓夏走进了病房,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她温柔地看着我,轻声说道:“王东,我在家给你做了点饭,你趁热吃点吧。”我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感激。

  在吃饭的过程中,旁边的大爷开始抱怨起来。他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你们看看这小俩口多好,还有人送饭过来。再看看我,我家那老婆子知道我住院了也不来看我。我刚才打电话让她给我送点吃的,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她还在外面跳舞呢,没空过来。这老娘们,你说要她做什么。”

  我和晓夏相视一笑,然后我看着大爷说道:“大爷,我这饭带得多,要不您先吃点垫垫肚子?”大爷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不用,我这还能动弹,一会儿我自己去外面买点吃的。”

  之后大爷又和我聊了很多,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他提到了打官司的事情,说如果那家人不愿意负责赔偿的话,就建议我去法院告他们。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这打官司的事情我又不懂,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但是看到我这惨状,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决定等出院后再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否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观察室的这几天里,我几乎无法入睡。这里的灯光非常明亮,24小时不间断地开着,让人无法适应。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里还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病人。他一直在房间里大声地吵闹着,说要跳楼自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加刺耳和恐怖。我只能尽量不去理会他的吵闹声,但是那声音却像一把锐利的刀子一样刺入我的心中,让我无法安心入睡。

  后来,当她的公司同事陆续来到医院时,我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内容让我有些惊愕。原本我以为那位时常在病房里吵闹、声称要跳楼的女子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但没想到,她其实是一个心机颇深的人。

  从她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位女子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单位,每到一处都会上演类似的戏码。她入职后不久就会开始无限制地请病假,目的并非真的因为生病,而是想让公司觉得她无法胜任工作,从而主动开除她并给予一笔不菲的补偿金。

  如果公司不妥协,她就会来到医院,制造各种自杀的假象,迫使公司不得不派人前来陪护,对她进行思想工作。她的这种手法已经多次奏效,之前的公司都因为不堪其扰而选择了妥协,给了她一笔钱将她辞退。

  现在,她已经在这个新的公司闹出了第二次这样的戏码。同事们正在和她谈判,试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据说,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再次妥协,以避免更大的麻烦。

  听到这些,我不禁感到目瞪口呆,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原来,上班还可以这样搞,利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来作为筹码,迫使公司就范。这种做法不仅卑鄙,而且极不负责任,对自己、对公司、对社会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尽管观察室的病床收费相对合理,但连续几天的输液和换药费用累积起来,已经让家里支付了上千元。每天看着费用清单上的数字不断攀升,我心里不禁有些焦急。下地稍微活动了一下,我感觉腿部的伤势似乎有所好转,但想到接下来可能还需要的医药费用,以及公交公司和货车司机那边还未有明确的赔偿消息,我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家人都是老实本分的人,他们虽然担心我的伤势,但谁也不敢轻易去找公交公司或货车司机的麻烦。我理解他们的顾虑,也清楚这件事的复杂性,但我不能就这样坐视不理,任由医药费用不断累积。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提前出院回家休养。虽然医院里的设施和治疗条件更为完善,但高昂的费用已经让我无法承受。我相信只要我在家好好休息、按时服药,头部和腿部的伤势也能逐渐恢复。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在我的细心照料下,腿部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得差不多了。头上的伤口也已经拆线,虽然头上的一块地方可能永远也不会再长出头发来了,而且那里还留下了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但好在并没有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我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去找负责这个案件的派出所了解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告诉我公交公司和货车司机是否愿意承担我的医药费用。同时,我也想了解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看看是否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我的权益。虽然我对法律程序一窍不通,但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够依靠的途径了。

  当我步入派出所的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整洁的办公区域上,映出警察们忙碌的身影。我目光扫过,正巧捕捉到了那天处理我事故的那位警察。他穿着笔挺的制服,正低头处理着文件,似乎对我的到来没有察觉。

  我深吸了一口气,稳步走向他,轻轻地敲了敲他的桌面。他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询问。我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我的来意。

  “您好,警官,我是那天公交事故的受害者,我来是想了解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

  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然后问道:“正好还要找你呢,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递给他。

  “好,去复印一下。就在旁边,诶,对,就是那里。”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台复印机说道。

  我按照他的指示走向复印机,却发现价格标签上写着“复印身份证五元”。我不禁皱了皱眉,心里嘀咕着:“在外面印这个不是两元吗?”

  我转身看向警察,带着些许不解地问道:“警官,这复印费怎么这么贵?”

  他微微一笑,解释道:“这块区域没有其他的复印店,而且我们这复印身份证有特定的格式和要求,你在外面印的可能不符合规定。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在这里复印吧。”

  听他这么说,我只好无奈地掏出五元钱递给了旁边的工作人员。

  复印完身份证后,我再次回到警察面前,问道:“警官,我想问问我被撞的这件事,那个货车司机我能不能见一下?”

  他沉思了片刻,然后建议道:“我建议你的赔偿问题还是别找货车司机了。他一个司机闯了这么大的祸,个人赔偿能力有限。据我所知,他还要赔偿两辆事故车的损失。所以,我看你还是找公交公司那边试试看吧。”

  我叹息道:“公交公司有人找过我,但他们对于事故的责任认定以及相应的赔偿责任持有不同意见。”

  他两手一摊对我说道:“哎,那我也没辙了。”警察的回应让我感到无助,“你们之间需要协商,我们警方虽然可以协助调查,但具体的赔偿事宜还是得你们双方来决定。”

  我急切地辩解道:“话不能这么说吧,警方不是应该有个公正的责任认定吗?我们作为受害者,难道不应该得到应有的赔偿吗?我现在在医院治疗的费用还有一千多元没有结清,票据我今天都带来了。”

  警察似乎对此也感到无奈:“我明白你的苦衷,但现在的情况是,公交公司正在向货车司机追讨赔偿,可货车司机表示自己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赔偿。这种情况下,公交公司都还没有得到赔偿,他们自然也不会先垫付给你。”

  我焦急地问:“那承运方难道不应该对乘客负责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保障我们的安全?”

  警察叹了口气:“这件事啊,我和你说再多也没用。赔偿的事情,确实需要你们双方协商。”

  我意识到在这里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于是决定找他们的领导反映情况。但当我提到要找领导时,警察却以领导不在为由,劝我改天再来。

  我本以为在这里能得到一些帮助,但事情的发展却让我倍感失望。我刚踏出派出所的大门,迎面就看到两个人正步入派出所。其中一位警察大声地叫着“所长”,这让我心中一喜。我心想,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于是,我紧随其后,只见他们拐进了一个角落,刷卡打开了一个铁栅栏门上了楼。

  我心中暗自琢磨,原来这里还有二楼,所长的办公室应该就在上面了。我迫切地想要上去找所长问个清楚,但一旁的警察却拦住了我。

  “喂喂喂,你在那儿看什么呢?”警察不耐烦地问道。

  “我找所长。”我急切地回应。

  “你是谁啊?所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所长现在很忙,没空,快走快走。”警察说完这话,便转身离去,不再理我。

  我站在原地,望着那道铁栅栏门发呆。心想,如何才能见到所长呢?正当我苦思冥想之际,刚才跟着所长上楼的警察办完事走了出来。他刷卡打开了铁栅栏门,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径直走了出去。我眼疾手快,迅速将快要关合的铁栅栏门挡了下来,重新打开走了上去。

  这个派出所并不大,只有两层楼。我走到二楼,楼上这里只有一个房间。不用猜,这肯定就是所长的办公室了。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门没有关紧,我轻轻推开一看,只见所长正躺在床上看着电视节目。这一幕让我心中一惊,这哪里像是办公室啊?我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请问您是这里的所长吗?”

  所长正沉浸在电视节目的欢笑中,听到我的声音吓了一跳:“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

  我赶紧解释:“我是那起公交事故的受害人,我想来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赔偿情况。”

  所长听后并没有立刻回应我,而是向楼下喊道:“小张,小张,你怎么看的门?怎么什么人都让上楼?”

  小张一听有人上楼了,慌忙跑了上来。一看是我,他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还偷偷跑上来了?快点下去!”说完,他架着我就往楼下走。

  我挣扎着喊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要告你们!”

  小张不屑地回应道:“去去去,告去吧告去吧。”说完就把我推出了门外。我站在门口,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愤怒。这个世界怎么了?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我们这些受害者主持公道吗?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心中充满了对这次车祸的不解与愤怒。车祸中的那一幕幕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公交公司的冷漠态度与派出所的敷衍处理,让我深感不公。于是,我决定寻求法律援助,希望能为我讨回一个公道。

  然而,当我满怀希望地联系到法律援助相关部门时,他们却冷冰冰地告诉我,我这种情况并不符合他们的援助范围。这一消息如同冷水浇头,让我倍感失望与无助。

  愤怒之下,我决定将我的遭遇公之于众。我将在车祸中的遭遇、公交公司的恶劣态度以及在派出所的无奈经历一一写成文章,发到了当地的新闻网站上。我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我的遭遇。

  果然,我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不仅有律师主动联系了我,表示愿意为我提供法律援助,还有警察也找上了门。然而,当我得知警察的来意时,我却感到有些意外。他们来的那天我并不在家,他们则严厉地通知了我父亲,要求我立即将网上的文章撤下,并写一份声明澄清那些所谓的“乱收费”、“办公室里的床”、“电视机”等事情都是我自己瞎编的。否则,后果自负。

  警察走后,父亲面色凝重地打电话给我。他语气中充满了恐惧和担忧,生怕我因为这篇文章而惹上什么麻烦。他劝我不要再追究此事,说那些当官的咱家惹不起,让我赶紧把文章撤下来,再给对方写一份道歉信。

  我听后自然很生气,觉得父亲的话太过软弱。但当我听到他紧张而着急颤抖的声音时,我又不忍心拒绝他。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害怕我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按照父亲的意思将文章撤下,并给对方写了一封澄清证明传真了过去。

  然而,我心中的不甘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我决定联系律师,寻求他的帮助。律师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建议我起诉公交公司。在律师的介入下,公交公司终于开始重视我的诉求,并主动与我协商处理此事。

  虽然公交公司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我对他们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那篇引起关注的文章,才让他们不得不正视我的诉求。然而,我仍然无法忘记他们在车祸发生后的冷漠与敷衍。我决定不私了,将这件事交给律师去处理,让法律来为我讨回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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