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结籽的玉米棒子

2006年10月26日晚，我带着《为了弱者的尊严》样稿飞抵太原，准备让有关方面和梁雨润本人审稿。当夜与主人见面时已近深夜十一时，司机安排好我的住处后，梁雨润与我打个照面便匆匆赶回办公室，他说这几天省里正在召开党代会，为确保大会顺利进行，担任会务信访接待工作的他每天有很多事需要直接处理，约好明天即27日抽个时间再与我细谈一次。太原的第一夜就这样过去，入睡时已是子夜，窗外正吹着呼呼的秋风……

“何老师，起床了吗？”第二天清晨，梦中的我突然被梁雨润的司机小朱叫醒，他的急促叫喊声让我意识到日理万机的梁雨润可能又遇上突发事件了。果不其然，小朱告诉我，省党代会会场大门口从凌晨一点左右就被160多个农民团团围住，现在梁雨润正在现场处理……

小朱说：“梁局长他不能来陪你吃早点了，把我叫过来了！”“他这么忙，干吗还打扰他嘛！”同梁雨润认识多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许多时候他与朋友们约好的事，总被一件件急需他处理的急事挤掉了。“先不要管吃不吃早点，我们去现场看看如何？”我对小朱说。小朱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大会会场——湖滨会堂所在地，这里到处挂满了彩旗和高高悬浮的气球，一幅幅欢庆党代会的标语渲染出庄严与欢庆的气氛。

但与之并不相称的是大门口严守着众多的公安与保安人员，特别是马路对面的那个广场沿街处，更聚集了一大堆喧嚷的人群……“闹事的农民就在那儿。”小朱指指对面的人群，对我说。“过去看看。”我说。绕着警察和围观的层层群众，我看到一片席地而坐的农民，他们个个穿着破旧的棉衣与羊皮祆，有的手中举着用白布做成的横幅，那横幅上面写着“强盛种子公司卖假种子，坑害农民天理不容!”“我们要吃饭、要活命！”“强烈请求省委为农民主持正义!”等内容，有的干脆在膝前摆着一堆玉米棒子……农民们憔悴而疲倦的脸上布满了愤怒。怎么回事？小朱悄悄告诉我：这些都是从平遥县赶过来的农民。他们是这个县洪善镇南长寿村的村民，今年种了省农科院所属的强盛种业公司的玉米种子，结果玉米只长棒子不见籽，农民们得知自己受害了，便找到种业公司要求赔偿。但因为种业公司坚持自己的理由，结果关于如何赔偿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已经第二次来省城闹了！”小朱说。“农民们也真会挑时间啊，省里开党代会，他们就来堵大门口……”我不由感叹。“是。现在的农民水平高着呢！他们知道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小朱说。“老梁呢？”我在现场寻找梁雨润，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小朱看了看，随后掏出手机：“您在哪儿呢？噢噢……知道了。”

小朱回头告诉我：梁雨润正在省委领导那儿汇报情况，一会儿就过来。现场似乎处在相峙的状态：公安人员团团围住，席地而坐的农民怒颜沉默……“昨晚到现在他们就这样在外面冻着？”看着蜷缩成一团团的农民们和他们一张张又饥又倦的面容，我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怜悯。“唉，没办法，说干了嘴也劝不走他们……”

现场的一位公安干警朝我叹息道。“耗呗，他们当官的不出来解决问题，我们就冻死饿死在这儿……”一位农民举着一把没有粒籽的玉米棒，异常愤怒地冲我说。“种业公司也太可恨了！农民们都多么不容易，该赔人家就赔呗！”围观的几位太原市民愤愤不平道。“走走！有什么好看的？别堵塞交通了！”一位干部模样的公安在驱赶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然后，他的嘴里在嘀咕着：“什么事嘛！闹闹闹！”“他来了！”这时，小朱捅捅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见梁雨润正一脸凝重地跨过马路朝这边走来。考验他真本事的时候到了，我心里暗暗想：你梁雨润到底有啥办法?梁雨润的出现，令现场气氛活跃起来。我感觉无论是公安还是农民都与我怀有同样的期待心理。走近农民跟前，只见梁雨润朝现场扫了一眼，然后提高嗓门大声道：“平遥县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大家听着：上次你们为自己的事来省委上访，经省信访局协调，跟种业公司达成了协议，当时他们答应每亩赔偿你们540元钱，但后来反悔了，提出每亩只赔你们300元，与达成的协议差240元。所以今天你们又来上访。刚才我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了你们的事，领导们非常重视，现在责成我梁雨润来继续把这件事处理好。那么现在你们全体人员都到信访局去等候处理。大家不要在这儿坐了，希望同志们给我一点面子！

啊——你们得给我老梁一点面子，我负责帮助你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走！咱们全体都走！”梁雨润说完，朝坐在地上的农民们挥挥手，一边吆喝着“走走”。“今天解决不了我们就是不走！”有人喊道。“对，我们要求种业公司说话算数，兑现赔款！”有更多农民开始说话。梁雨润一边扶起一位面对面跟他顶牛的农民，说：“我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嘛！你们来是不是想解决问题的呀？”“是，我们受饿挨冻就是为了让种业公司如数赔偿。”有农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想解决问题的，就跟我走！”梁雨润再一次使劲挥手，“走！想解决问题的都跟我走！”“走吧！梁局长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走啊！”公安人员开始协助动员那些坐在地上的农民。“走走！上我们信访局去！”梁雨润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一个让人惊喜的情景又出现在人们眼前：僵持了六七个小时的160多个农民，收起摆放在地上的一堆堆玉茭穗，一个随一个地陆陆续续跟在梁雨润身后开始离开广场，直至全部撤出……“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一名公安干部招呼着警友们上了警车，现场很快恢复了秩序，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是27日上午九点左右的事。一个多小时后，我因另有要事乘飞机离开了太原。

为了不打扰梁雨润的工作，我只让司机小朱悄悄送行。我原以为平遥南长寿村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不会再给梁雨润增添任何麻烦了，可后来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先从这事的由头说起。?2005年，山西省农科院所属的强盛种业公司与平遥县洪善镇南长寿村种粮大户任某签订了200亩的玉米制种协议，即任某在这家种子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为种业公司种植玉米种子，其收获的玉米种子全部由种业公司按高于市场价大约一倍多的价钱回收。第一次试种获得丰收，任某喜气洋洋。

第二年续种时，南长寿村的农民与强盛种业公司签订了750亩玉米种子种植协议。于是种业公司按机械种植的用种量给南长寿村农民发放了相应的玉米种子，南长寿村的农民精打细算，没有采取机械种植，而是改用人工种植播种，结果省下玉米种又多种了100亩。多种就多种呗，每亩35元的种子费对农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种业公司也认可了南长寿村的做法，村民们更是高兴，纷纷从自己承包土地中挑选出最好的地块和浇灌好的田垅作育种耕地。南长寿村地处晋中，历来是种玉米的好地方。如今又有种业公司的技术人员指导，加上新种子收成后的价格那么诱人，于是村上农民辛勤劳作，使得所有育种玉米长势茂盛，一天一个样……数月过去，育种田的玉米确实与众不同，不仅秆壮叶绿，而且玉米穗长得格外粗大，个头比普通的玉米穗大出近一倍——穗大才收粒多嘛！农民们看着又大又粗的玉米穗乐开了嘴。收获季节将至，农民们小心翼翼地掰开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却全都傻眼了：原来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根本就没长几粒玉米，有的干脆颗粒不长……这是咋回事？村民们急忙找任某，任某也傻了眼。技术员呢？我们可都是按他的要求种植的，咋种成这个样了？他人到哪儿去了？技术员早回太原了！他也弄不明白是咋回事。有人垂头丧气地告诉农民们。

这、这这……种业公司怎么可以用假种子坑害咱嘛！他们想让我们喝西北风呀？那一天，南长寿村的250多户参与种植玉米种子的村民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不行！他们这样坑害农民，我们坚决要求他们赔偿！”村民们把问题反映到村委会，村干部同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一起研究决定向强盛种业公司提出赔偿要求。地里的玉米长得如此怪异，强盛种业公司认为既有气候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技术上的缺陷。他们答应农民们的要求，愿意给予赔偿。2006年10月29日，梁雨润在劝说南长寿村村民。一个要求赔偿，另一个同意赔偿，这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在如何赔偿的实质性问题上，南长寿村农民与强盛种业公司出现了严重分歧。南长寿村的农民提出的赔偿条件是：850亩所种玉米育种地基本是绝收，种业公司应按照种植普通玉米的正常收成赔偿。种业公司说：不管怎么说，玉米棒子上总还长了不少玉米粒吧，要赔我们也不能按绝收来赔。农民们说：十根玉米棒子上的籽儿加起来还没有一百粒，不算绝收算什么？种业公司依然坚持：要按绝收赔偿我们不接受，我们只能在收购价格上作适当调整。农民们火了：你就是20元一斤，我也没有啥可卖给你的，你这也算是赔偿？不行，必须得按绝收赔偿！绝不绝收也不能是你们说了算嘛！我们找人现场测定，估出产量后再讨论赔不赔的问题。行啊，玉米秆还都在地里插着，你们派人去估产好了！

农民们和种业公司各持己见，等现场估产后再论赔偿问题。数日后，种业公司派人来到南长寿村，在育种玉米地里左看右摸，最后告诉村民，他们的估产为每亩可收240斤。考虑到农民的损失情况，公司愿意每亩按这个产量为依据，将原先拟定的收购价每斤1元4角提高到2元，如果同意这个方案，所有种植育种玉米的村民们可以上公司来领取赔款。姥姥的，我们哪儿去收每亩240斤嘛！种业公司坑了一把我们，现在又想树牌坊不是？没门！村民们一听就来火了，走，告他们去！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先是到了平遥县工商局。县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强盛种业公司在太原，就是要告状，也得到太原工商部门去。太原就太原，他们坑害农民，到哪儿我们也不怕！于是农民们派出代表找到了太原市的工商局。看着农民们拿来的一捆捆只有茭穗、没有玉米粒的棒子秆，工商局领导义愤填膺：这样坑害农民的事件，我们一定为你们主持正义！南长寿村民代表们听了这话后热泪盈眶，如同盼到了救星。可就在当天，他们接到工商局负责人的电话，说你们南长寿村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受理，你们真要让种业公司赔偿，恐怕得到法院去解决。为啥？白天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咋转眼就变卦了？农民不理解。工商局那位领导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这事……我们实在不好受理。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打就打！村民们不信这邪。但有人马上不支持这样做：现在打一个官司，没有几个月下不来，我们几百亩的玉米地总不能让玉米秆一直竖在地里，冬季麦子还种不种了？就是。他们种业公司在技术上出了问题，就是对我们农民的一种严重坑害。粮食种子是一种生产资料，谁坑害了农民，工商部门没有理由不受理！有人告诉农民们：这是一起典型的坑害农民事件，工商部门应当管。走，我们上省工商局去告！如果他们还不管，我们就让新闻媒体曝光！农民们天天看电视，天下的道理多少也知道一些，于是他们来到省工商局。“五天后回答你们。”省工商局的人告诉南长寿村的农民说。第四天，农民们得到的回答是：不予受理。这是咋啦？谁都不想受理？好吧，让大伙儿来评评到底是咱农民不讲理还是他们种业公司缺德！9月28日，《山西晚报》将南长寿村民种植育种“玉米光见棒子不见籽”的事件在报上刊出。“这回看他们种业公司的脸面往哪儿搁！”农民们手捧报纸，笑嘻嘻地等候有个公平说法。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人家种业公司方面依然石板一块，要想获赔，条件依旧。农民们没辙，一商量，看来得把事情闹大了才解决呀！走，咱们上省城找省委领导去！有人一挑头，村上那些种植育种玉米的农户立即响应。这下了不得，你要去，他也要去！哗啦一下，一点人头，有160多个！“走！要想不喝西北风的，就上省城去喽——！”农民们决意要拼老命夺回损失了！他们发动自家的农用三轮车，管它能不能进城，上路了再说！于是浩浩荡荡的要求赔偿的队伍，驶向省城……

“了不得呀！南长寿村农民要上省城闹事去啦！”洪善镇干部和平遥县领导得知此事，一路出面阻拦，甚至派出公安队伍，但都被南长寿村的农民问得哑口无言：我们已经收成无望，官司又打不起，你们要是能为咱解决问题，谁愿意往省城去呀！县上和镇里的干部被问得无话可说。于是十几辆农用三轮车载着160多名讨债农民，颇有声势地在黑暗中直奔二百里之外的太原城——这是10月15日深夜的事。?10月16日清晨上班时分，平遥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已经齐刷刷地坐在省委大门口五六个小时了，他们以静坐的方式将省委大门围得人车难行。消息很快报告省委总值班室，“老梁，你在哪儿？快过来吧，省委领导很着急，省委大门口来了一大群农民，赶紧想法子把他们领走，不要影响了机关正常上班。”刚刚从北京接受另一项接访群众任务的梁雨润没来得及放下早餐的筷子，又被叫到了“火线”。

“王英吗？你是在现场？好好，你让农民们选出几名代表一会儿到信访局来，我现在就通知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和强盛种业公司的领导……九点半，对九点半，在局里召开协调会。还要让工商局的人一起来！”梁雨润一边小跑步地走出家门，一边不停地打着电话。群众围聚省委大门口是大事。每逢这样的事，梁雨润就像接到火线的战斗命令一样，总是冲锋般地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并及时予以处置。现在是九点半，省信访局的三楼会议室坐满了平遥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强盛种业公司代表，以及县区市省四级工商局和省县信访局等单位的负责人，气氛显出几分凝重。在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强盛种业公司双方陈述各自的赔偿数目及理由后，省农业部门的领导态度坚定地表示“要维护农民利益”，并责成强盛种业公司尽快做出相应的赔偿。但责任方强盛种业公司对南长寿村村民提出的赔偿条件不肯答应，坚持认为他们的“职工利益同样需要维护”。如此僵持不下，一直到下午协商仍在继续……

“因为另有一件急事需要我去处理，所以下午的协调会开始我没有参加。下班后我回到局里，见会议室里仍然吵吵嚷嚷的。进去一看，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种业公司负责人火气都很大，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于是就宣布当日的协调会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当时南长寿村的一百多名上访农民都在我们信访局的大院里等着，我对村民代表说，希望他们劝农民们先回平遥，留下代表与种业公司协商。就在这个时候，省值班室又通知我去处理另一件事，正当我要离开局机关时，聚集在院子内的农民们竟然有几个抱住我的双腿，苦苦恳求说，你梁局长一定要为咱受害的农民做主，否则我们就呆在省城不走。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暂且劝说一下就匆匆办其他事去了……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他们这些村民们因为见种业公司的领导不肯应答他们提出的赔偿条件，将患高血压的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围堵在会议室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因为省委大门口又有突发事件，我一直在现场处理。中午，我拖着非常疲乏的双脚回到自己单位时，见南长寿村的村民还都在那儿，就有些上火了。

一问，原来他们的村民代表与种业公司就因为每亩还有10元钱的差距没有谈妥协议，而且双方都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我上楼把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叫出来好声劝他，说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像绝收的农民那么可怜吧！现在就差10元钱一亩的赔偿了，你就答应这些农民兄弟算了。可那经理沙哑着嗓门冲我说：农民们是可怜，我们种业公司的职工也不是开银行的。别说10元钱，就是再多一分钱我们也不答应！我一听就火了，对那经理说：你这是想解决问题哪？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吧？可你看看他们绝收的农民，为了上省城来讨还公道，拼凑了钱上省城来讨债，三个人合吃一盒方便面。你拍拍胸口，如果你敢说种业公司现在确实穷得再不能拿出每亩10块钱的赔偿金，那我梁雨润用自己的工资帮你解决这10块钱中的一半，你种业公司再另外拿5块钱如何？不就是4000多块钱嘛！我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你看怎么样？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听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说梁局长你真是好人，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让你拿自己的工资来为我们解难。那好吧，我做这个主了！第一个协议就这样敲定了下来，真不容易，磨了两天又一夜……”

梁雨润事后回忆说。我在省信访局的卷宗里看到了调解下的第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为：平遥县南长寿村部分村民与山西强盛种业公司因制种发生纠纷，经省信访局协调，达成四点协议：一、种植亩数按850亩计算，每亩保底价为575元，共计488750元，由种业公司赔偿。二、当年所产的合格种子玉米由种业公司按当地种子市场价回收。三、每亩的原种子款35元由种业公司从回收村民的种子款中扣除。四、种业公司的赔偿款分三次支付给南长寿村村民。没拿到赔偿现金的南长寿村村民仍不满意，梁雨润继续调解。但这个苦苦磨下的“协议”对南长寿村的农民来说，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原因是，当晚由梁雨润在场监督的“协议”，当时涉及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盖章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总不能把管章的人再从家里叫回办公室吧？”在南长寿村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上盖了章后，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强调了这样一个理由。村民们信了他的话。“明天你们到我们公司去盖！”种业公司的人这样承诺。第二天一上班，南长寿村的代表梁中禄等人来到强盛种业公司，说要找昨天跟他们签约的那位副总经理盖章。管章的人告诉他们，副总经理不在，她不能随便盖章。“副总经理去哪儿了？”村民们有些紧张。“还说呢！他被你们气病住院了！”种业公司的人没有给农民们好脸看。“他住院了，可这协议上有他的签名，你们也该盖章吧！”

农民们拿出合同书。种业公司的人瞄了一眼，毫不在乎地说：“那也不行。你们找他去说吧！”农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上医院找他！”他们赶到医院，找到病房，但病房内是空的，病床上挂着的牌子上有那位副总经理的名字，却不见其人影。“我们上他们当了！他们在糊弄我们！”农民们愤怒了。“这怎么可能？”梁雨润听南长寿村的农民代表回来向他反应情况后，极为意外。叫接待员打电话到种业公司，可没料想，这边电话还没打过去，就接到了那边的“一把手”——董事长的电话，说你们做得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我们的副总经理折腾一夜不让回家？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说着，对方的手机挂断了。梁雨润知道后，憋了一肚子气，这也是搞信访的“职业特点”——你得随时准备夹在中间受气。那天，梁雨润刚刚上班，强盛种业公司的人就给他递上一份盖着印章的公函。梁雨润接过一看，不由生气起来：“这算什么事嘛！”种业公司的公函内容不能不让梁雨润生气，因为他们在公函上的白纸黑字明确说与南长寿村农民的那份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并希望省信访局梁雨润他们按照300元的保底价作为赔偿条件与南长寿村村民商谈处理此事。

“卖种子时他们把农民们坑了一回，人家大老远的跑到省城上访又把农民们蒙了一回，还想让我们出面给他们擦屁股，亏他们想得出！”王英等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也生气了，说种业公司这么个态度，我们没法再插手协调了，等着农民再闹吧！梁雨润从椅子上站起来，摆摆手说：“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办得稳妥。种业公司这回的出尔反尔，必然会引起南长寿村农民更大的情绪，眼下我们要及时掌握那边事态的发展。”这是10月25日的事。就在梁雨润他们省信访局接到这份公函的差不多时间，南长寿村村民们也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种业公司的“毁约”行为以及他们提出的新赔偿意见。

“岂有此理！他们欺人太甚！走，到省城再告他们去！”村头的打谷场上，情绪激奋的村民经人一招呼，立即重新发动起三轮车和摩托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披上棉袄，拉起白布标语，再次向省城太原进发——这回的人数比第一次上访多出了几十人。前头是三辆摩托车开道，紧随其后的是十一辆农用三轮车，车上载满了受害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带着满腔愤怒和誓死讨回公道的决心，要去求见省委领导……

这也就有了我到太原第一天在省委大门口现场看到的那一幕。160多人集体围堵省委大门并在省党代会会场门口闹事，可不是一件小事。种粮农民们因种子出现问题造成绝收的事件同样不是小事。最苦最累的要算梁雨润他们这些信访部门干部了。领导和党代会的安全他们要负责，群众有难事上访求助他们也不能推辞责任。27日早晨，梁雨润耐心劝说南长寿村村民离开党代会现场，带着160多人回到信访局大院之后的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是“上了一次当”的南长寿村村民变得不再那么顺从了，二是种业公司无丝毫退让的意思。这可怎么办?难题又一次摆在梁雨润面前。“梁局长，也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如果种业公司不答应我们上次已经达成的协议条件，如果这回赔偿拿不到手，我们是坚决不会撤的！”农民们对梁雨润如此说。“梁局长，也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是的，农民的利益要维护，可我们的职工利益就不该维护了吗？”种业公司的人则对梁雨润如此说。看梁雨润还有什么招儿!梁雨润没有招儿，因为梁雨润不是神。但梁雨润有办法化险为夷、排危解难，他靠的是诚心耐心真心感化人，直到当事双方和解。听信访局的同志们讲，从南长寿村的农民再度上访省城起，他梁雨润就心急如焚，立即一方面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事情的来胧去脉，一方面苦口婆心劝说种业公司和其上级单位——省农科院领导，请求他们要客观真诚地对待农民受损问题。那些天正值省里召开党代会，各级领导都在会上，为了让领导出面协调和做说服工作，身为厅级干部的梁雨润像个办事员，楼上楼下、东院西院不断地跑，回头还要组织信访局的同事去安排、稳定好南长寿村的160多名来访村民。深秋的寒风里，梁雨润额头则从未断过汗珠子……

在梁雨润的努力下，协调会终于再一次在信访局召开，农民代表和种业公司及各自的上级单位领导都派主要负责人参加了。然而在利益面前分歧严重，依然各不相让，梁雨润急在心里，又不能埋怨哪一方，只能耐心细致地协调。“农民的利益要维护，职工的利益同样不能刻意损害。既然要处理好事情，就得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合同上订的是750亩，种业公司应当对合同内的这个亩数的种植种子所给农民们造成的损失，按照你们上一次已经达成的协议履行赔偿责任……”种业公司的上级主管领导单位——省农科院的院长到底水平高、胸襟宽，一语能定音！种业公司不再言语了，南长寿村民拿着早先与种业公司签订的种植合同书同样无话可说。但还有多种的100亩地的损失谁负责呢？农民们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把目光盯向种业公司，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不再理会。农民们只能自己看自己……

唉，谁让我们见了好事就有贪心，以为多种就一定能多收！进省城前，村民们自发按种植种子面积每亩交10元钱作为上访经费开销，可其余吃喝拉撒还得花钱呢！地都荒了，一年花在地里的钱每亩也有好几百，有人本来就是靠借钱贷款种的玉米，这下颗粒无收，还得上省城来讨公道，而且眼看着讨赔也不那么容易，一百多农民在省城几天里没有一人住旅馆，全部整夜待在露天，靠来时一身棉衣保暖。省城的饭吃不起，开始是三个人合吃一碗方便面，后来有人连方便面都不舍得买。一位妇女出门时带了32元钱，本来是预备饿了买碗面买个饼啥的，那天这妇女闲时看到街上的小摊前有卖便宜儿童服装，便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两个娃儿，于是横说竖说，用32块钱从小贩那儿买了两件孩子穿的衣服。因为与种业公司谈判一直没有着落，所以只能跟着大伙儿继续在城里待着。口袋里没了买饼买方便面的钱了，这妇女饿了也不吭声，一连两天肚子不进粒米，结果躺在信访局的石梯上晕厥后滚了下来，吓得同来的村民和梁雨润赶紧将其送到医院，看病花掉医药费足有几百元。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个妇女第一次进省城，夜间上厕所找不到地方，结果掉进了污水坑里，差点连命都丢了……

一百多人，一天天地在省城待着不走，而且全都聚集在信访局大院里，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扛得住？几宿没有合眼的梁雨润，此刻忧心忡忡。可当他抬起充血的双眼企求农民们能够放他一马时，看到的却是一百多双正望着他充满期待的眼睛……“梁局长，你要不帮我们解决，我们这回就一直在你这儿待下去了！”农民代表们对他说。梁雨润只好把目光移向种业公司和农科院的领导，那些人把目光移得远远的，那目光告诉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商量余地。“依法办事，按合同办事”，人家的理由充分又合理，不能硬把所有责任揽到一边嘛！但农民毕竟是受害者，是社会的弱者，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梁雨润深知辛苦劳作投入了一年心血的农民眼见颗粒无收景象时的心境，那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呀！从南长寿村农民第一次进城上访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几百个农民继续闹下去，假如再出些人身意外，事情就更复杂了！梁雨润急得嘴唇直起泡，但在问题全部处理完之前，似乎谁也不同情他和他的同事们。

有了！梁雨润突然想到了平遥县所辖南长寿村的上级单位洪善镇镇政府……“来来，你们都是南长寿村民的‘父母官’，在乡亲们的危难时刻，我们一起用为农民所急的真诚之心想想办法！”梁雨润找来平遥县领导和洪善镇干部，如此这般地商量起来。“行，听你梁局长的。你已经为我们南长寿村的农民讨回了那么大的损失！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两级政府也不能不管。就这样吧：剩下事我们两级政府负责帮助南长寿村的农民解决！”“谢谢你们！”梁雨润激动得握住平遥县和洪善镇负责人的手连声致谢。“是我们要谢谢你梁局长嘛！”平遥人有些不好意思道。这回农民们该放心如意地走了吧？但梁雨润想错了，有过一回“上当”教训的南长寿村村民在梁雨润和平遥县、洪善镇干部的一再劝说问题已解决，希望他们离开省城回到自己村里去时，谁也不答应，说一定要见了种业公司赔款兑现后才肯走。与种业公司第二回正式签订协议的这一天是10月27日，恰巧是周五下班时间了。

28、29日是周六、周日，种业公司的会计外出不在家。梁雨润把村民希望见到汇款再走一事通报了种业公司，人家一听就又火了：我们由省农科院院长在担保，你们怎么还不相信我们呢？周一我们保证给！别再烦了，周一我们把原先分三次支付的赔款，现在一次性全部汇出！种业公司的领导更是咬着牙说话了。不行！我们就是要见汇款单！不见他们的汇款单就是不回村！有农民们继续嚷嚷，坚持不走。28日劝说一天，无果。29日继续劝说，仍然无果。30日是周一，当平遥县信访局赵桂花局长欢欢喜喜拿着种业公司从银行汇款的现金汇单给南长寿村村民时，有人竟然瞅了一眼立即吵嚷起来，说怎么少了一百亩的赔款。赵桂花局长解释另外一百亩的54000元赔偿款由我们平遥县政府另行支付给大家，哪知有农民反诬说，是不是你赵桂花局长吃了人家种业公司的回扣了？“你、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辛辛苦苦……呜呜……”女局长赵桂花当场被人气哭了。“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冤枉一位跑前跑后为你们办事的好干部呢？”梁雨润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了。这时，身边的王英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说：“我去想想办法。”说着就疾步离开现场。

“平遥的农民同志们，问题已经解决到这一地步了，你们提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省农科院和强盛种业公司现在的处理态度和行动也是积极和实事求是的，他们也作出了很大牺牲，一次性支付了你们的750亩绝收种子地损失，剩下的一百亩，平遥县也作了明确安排，这应该说是圆满了结的好事。可你们不能一味坚持所有的意图都按你们的来办。农民利益要维护，人家职工利益也要维护的嘛！再说我们处理也总得有个灵活方法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们再不离开省城，一定要坚持聚集闹事，那我只能马上通知平遥方面派一百个公安干警，并且请求太原市公安局再增援200名干警来强行遣返你们……”梁雨润这回真是发怒了，只见他说完这些话后，大步跨上车，“嘶——”地离开了现场。得到满意结果的南长寿村村民与梁雨润合影。这时，信访局处长王英气喘嘘嘘奔跑过来，只见他将手中的一个纸包交给平遥信访局赵桂花局长，说：“54000元整，你让大伙看清了，一分不少。”赵桂花局长问王英：“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钱？”

王英笑笑说：“我媳妇是今年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她有一笔转业安置费，我给偷偷提了54000元借你急用……”赵桂花一听，眼泪夺眶而出。然后转身举起那54000元现金和那张汇款单，高声对南长寿村的农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吧？钱都在这儿！你们还不回哪？啊——？”

“好嘞，我们回家了——！”160多位农民，这才欢欢喜喜地离开现场，登上回家的路途……从而结束了在省城的15天讨赔之战。11月3日，平遥县委书记带领的一行人专程来到省信访局，他们向梁雨润送上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良雨润田百姓福。平遥人感谢梁雨润和他的同事们，不辞劳苦为他们解决了一桩难事。事后我问梁雨润：“那天你向农民大发雷霆，是不是真的要派警察来驱赶他们？”梁雨润笑笑，说：“我根本就没有真心想请警察来，我是想吓唬吓唬那些不懂法、不明理的个别人。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啥时候，人都得讲究得理让三分。我们是个法治社会，做什么事情，都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农民也有一个教育问题，如果需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时，我们应当坚决维护，但他们对政府、对组织、对他人也得尊重，尤其要遵纪守法。其他人也是这个理，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它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事，它是全社会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是的，没有全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这份责任，和谐社会的建立只能是一句空话。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良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集中体现的正是这种和谐理念。人与人需要和，家与家需要和，族与族需要和，国与国更需要和。和，让我们心境愉快，能让我们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心平气和，能让我们在困难和艰辛时，找到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能让我们在胜利和成功时保持清醒和谦逊，从而获得更大的进步。人与人和谐了，我们面对的是笑脸；家与家和谐了，我们获得的是真诚与亲情；族与族和谐了，我们感受的是处处阳光；国与国和谐了，世界就是美好的大同。

和谐是一种心态，和谐是一种行为，和谐还是一种修养。和谐本身就是辩证法和自然法则。社会要创造和谐，那么就应人人行动起来，从我做起，点滴开始。而和谐本身，就是在克服不和谐的矛盾之中逐步实现的。和谐让我们的一切都美好起来。

结语：假如没有梁雨润

没有梁雨润，这个世界照样还存在。没有梁雨润，这个地球肯定还在运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局部地方对一些弱者来说，没有梁雨润，则意味着一生的不幸，或许他们在人生的半途上倒下后不再能起来，或许一辈子永远处在含耻与痛苦之中……

梁雨润在他所在的地方，他是那些民众的福星。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由衷地高喊“梁雨润万岁”这样的口号——我绝对相信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声。因为所有通过他的努力改变现状的百姓们真切地告诉我，如果没有梁雨润，他们或许还会一天天地挣扎下去，一年又一年地屈辱下去，直至对整个社会产生厌恶与憎恨……

这种心结其实很可怕，问题之严重在于这种国民心态在今天的社会里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中存在着。它与我们如此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日益繁荣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与我们梦想建立的和谐社会更是背道而驰。在一个庞大的国度，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一个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强者与弱者严重分化的社会里，梁雨润这样的共产党人和国家公务员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我认识梁雨润是2001年的事。之前我们彼此毫不相干，后来因为一部《根本利益》，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和熟人。

《根本利益》之前，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相识，并由于当时梁雨润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使我下决心为这位被百姓称为“梁青天”的人民好干部写一部书。这就是我用了仅半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根本利益》。当时写得很淋漓洒脱，但由于作品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比较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共有三人作了批示。为调查核实梁雨润的事迹真假，中央专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考察组，对其进行近半年的事迹核实工作。所幸的是我书中所谈及的梁雨润的事迹全部无误，于是在作品发表的半年多之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向梁雨润同志学习。加之中央电视台把梁雨润评选为2003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梁雨润的名字和我的《根本利益》从此成为大家熟识的人物和作品。

但这期间，外人并不了解一个情况：因为梁雨润当时所在单位的个别人出于忌妒心理，扬言说是梁雨润“为了自我宣传”，向首先报导他事迹的记者与写《根本利益》一书的我“送了几十万元的好处费”。这一诋毁梁雨润和我及那位记者的人格的无耻谣言，后来被考察组否定，梁雨润的形象和我的《根本利益》从此不再受质疑，更加广为传播。梁雨润后来成为党的先进性教育中的一个全党学习榜样，根据《根本利益》改编的电影《信天游》，在这场空前的党员教育中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的主要发现者和传播者，老实说我心头想想此事就有些心酸：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并被人民誉为“百姓书记”的梁雨润，却被某些同级干部同事无中生有地诬陷造谣呢？

细细想来，也很简单：有些人自己不为人民办事、办好事，看到别人做出一些成绩并出了名后，心里就醋劲涌动……

中国的许多事坏就坏在这里！这样的人不仅仅在梁雨润身边有，我们的身边也常有。他们的所有本领是：我做不成的事你也别想做成；我没有捞到的好处，你也别想捞。这倒也没什么，可憎之处是：你明明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公务员的一片公心去为他人、为单位做些有益的事，并做出成绩之后，他自己不去做也就罢了，却反过来说你的风凉话，甚至造谣诬蔑泼脏水，实在是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作为多年的纪检、信访干部，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是梁雨润的日常工作之一。《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润，作为一名纪委书记，他看不惯有人不为百姓做实事，因而自觉自愿操心劳命去解决难题，为政府和党的形象增了光添了彩。

四年过去了，梁雨润怎么样了，这是人们有兴致关注的事。我当然也一直在关注着他，因为《根本利益》出来后，梁雨润对我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就是他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他必须是一名值得人们信赖的好干部。梁雨润无愧这一称号，尽管他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梁雨润式的活着的优秀共产党人和优秀公民，他们是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在现实中又有一个非常无奈的现象：谁要是当一名活着的焦裕禄、活着的孔繁森的话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死去的那些先进人物更优秀，甚至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像梁雨润这样不是先由“组织”确定的先进人物一旦宣传出名后，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看法。好在梁雨润过得硬，好在他做的那些事让众多百姓受益和解难了，好在我们都是按着党性和良心在做事……

有人会说现在的良心还值几个钱？这倒是真的，现今良心几乎不太值钱了！可就是因为良心贬值了，所以我们才呼唤人要讲良心。建立和谐社会，有人可以把党性扔在一边，但你总得还有点起码的良心吧！应该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温暖——这是梁雨润的一贯信念。发生在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复杂，一般负责任一点的干部或公务员，完全可以像梁雨润一样处理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但就是有人不干正事，不那么负责，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放在心上，所以才把一件件简单的事，越弄越复杂，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弱点，即容易爱富嫌贫，敬强欺弱。物质、权势和利益关系显得尤为突出的今天，我们身边一些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平民百姓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何改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让弱者和强者享有平等条件下的共同的生存权、财富权与话语权，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据报界载文，目前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300万，有3000万左右的残疾人，有2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人次上地市、进省城、赴京城的上访人员，更有亿万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一庞大的数字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考量，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的难题所在。因此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强者有更大发展与发挥空间；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富有者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得收益与财富；尊重弱者，其实就是让不是弱者的人永远不会沦落成弱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千头万绪的烦恼就不再有了，勉强与无奈的情结也能挥之而去，一切变得清爽与流畅，快乐与轻松。?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弱者，你就会受气、受欺，当你伸出干枯的双手去乞求他人帮助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背景没有送礼，你的事就可能永远无人理会，直至你怒发冲冠、出言不逊，或者做些过激的事，你因此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如果走运，你可能只吃了些筋骨皮肉之苦，不走运你就可能会背上黑锅而苦度终身……

这绝非危言耸听，监狱的门内门外，你有心稍稍打听一下，会有人主动向你诉说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为弱者呼唤尊严，我们怕谁？怕过谁？但我们确实最怕的是那些连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讲的公务人员与官员！党一再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应该为民执政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能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关怀或关心一下那些脆弱无助的人们。但正如我在采访梁雨润时所看到一幕不该看到的场景时，我失望之余更坚定地要为梁雨润再写一部书，写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润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个上级领导或者主管部门指令我去发现和挖掘某一先进典型。

是我觉得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要有人去处理、去处理好，是因为我们这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几千万人组成的公务员队伍的大国。为什么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却没有去管、没有管好，最后成了没法管的烂摊子！每年国家和各省市区开“两会”或党代会一类的重要会议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上访或者单个找领导的事已非新鲜，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这些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为确保不让“刁民”们闹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万、上千万哪！据说中央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进行“稳定”工作的公安、信访方面的人员多达上万人，他们吃住在各自的“驻京办事处”或宾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所费不赀。其实，进京上访的人大多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北京来的，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决，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顶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员，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后还是没人理会。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找京城的清官。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气？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办事。不办事还不要紧，有的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办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烦一怒，你就倒大霉。《为了弱者的尊严》里所写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实本来在基层、在事发初期是完全可以解决或解决得好的，但该办事的时候有人不给百姓认真办，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时，在北京和上级一道又一道“批示”、“责令”下才硬着头皮去办，而且即使去办，在感情上对老百姓仍旧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强的办事态度与煮夹生饭的办事方式，其结果不难想象，老百姓怨声载道便是必然结果。怪谁？当然责任不在百姓！这样社会能和谐吗？不能。有一次在现场看梁雨润处理一起群众围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触。那天有上百群众，举起白布写的标语，他们希望同省领导对话，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上访人员人数相近的公安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站在现场似乎束手无策，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怎么办？折腾下去，一是没个头，二是影响不好。负责现场的公安局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很着急。后来，匆匆赶来的梁雨润出现了，大家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笑容，窃窃私语道：“老梁来了就好了！”

梁雨润确实有办法，只见他三下两下地就把现场原本态度强硬的闹事群众领走了。我当时就想：假如没有梁雨润怎么办？“假如没有梁局长，那肯定闹事的人还会多蹲上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是几天，或者来了一次又一次……”

信访局的一位处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大量的现场与实地采访证明了这位处长的话。假如梁雨润这一天因事没能到现场，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心头多次设想的事。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地球还照常会转动。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些原本对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深怀信任的群众，因为一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恳求组织和政府帮助解决，但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拖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这些需要帮助的群众，本来对政府、对某个部门或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意见，结果因为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冷落和歧视，甚至是无情的报复与残酷的打击，最后走向了仇视社会的极端。这样的事并不少。而从这个意义讲，没有梁雨润这样的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不和谐，各种矛盾越聚越多，最后结果是，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成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严重对立……

因此在我看来，对百姓有真情、处理起事情来又有方式方法、能干实事、能办好事的梁雨润，我们太需要他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期望梁雨润式的干部越来越多……

后记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到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主抓群众接访工作，经他之手处理的民事案件和化解的难题数以千计，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央、省里挂名的“老大难”问题。由于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不能一一记述。但在采访日子里，所到之处，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梁雨润同志在百姓中的威望之高，令我常常敬佩与感动不已。

北京。10月10日，就在笔者正与梁雨润交谈时，突然有人急慌慌地前来向他报告：几个山西籍的人在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的门口闹事，谁也劝不动。“那我去一下。”梁雨润连与我打个招呼都顾不及，起身便走。

一个多小时后，他汗水淋淋地回来了。“对不起啊……”梁雨润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向我抱歉道，“刚才把几个上访群众送上回太原的火车了，耽误你时间了。”一直为突然冒出来的事绷紧神经的我顿时轻松地笑了：“你到底有什么招儿呀？公安警察和别人都治不了的事，你一去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梁雨润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我跟群众谈得拢。”“怎么才能谈得拢？”“当然首先你得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讲话还得有技巧，他们能听得进去，觉得你没有架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而且要公正、公平地看待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并敢于作出判断，承担责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绝对不能用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又什么责任都不敢负的态度对待群众……”梁雨润说得很随便，但我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于是也有了下面笔者和他的几段对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干部恰恰就是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我说。“主要是感情问题。看他对老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百姓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没有了对百姓的基本感情，你就不会感觉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那么紧迫，所以你也就不会去认真负责地处理。”梁雨润说，当他每次看到有老百姓来找他，尤其是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跪下双腿来求自己时，就会揪心。

“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家庭几十年，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三长两短？就算今天你有权有势，你也保证不了一生都顺畅，何况你有后代、你有亲朋好友，他们也不出一点问题？想想这些，我们就会对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心态好一点，工作勤奋一点，或者态度好一点，把事做得细一点，本来可能很激烈的矛盾就化解了，再难的事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了……

“当公务员的不办真事，当干部的不为群众着想，怕麻烦，怕惹事，这是我们现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导致一些地方的社会不和谐、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梁雨润深有体会地说，有些事，你早发现、早处理了，就什么矛盾和冲突也没有了。你拖着不办、不处理，麻木不仁，甚至说些难听的话，做过伤人感情的事，群众情绪不对立才怪！小问题就一下变成了大问题，局部问题一下变成了全局问题；个人的事、单位的事，一下可能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大事了！“所以和谐问题，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公务员的执政理念、勤政能力以及他们的素质与水平。当然不是说老百姓本身就没有一点问题，但群众与执政者产生矛盾和分歧时，执政者是主要因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经常对一些官员说，你们少请客一次、少外出旅游一次、少到国外跑一次，省下的钱就能解决一个甚至好几个群众的困难了。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遇到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经济困难时，就说没钱、没钱。应该承认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些地方财政不算宽裕。可是我们真的就一点能力也没有吗？不是的。我举个例：山西有个地区，有个上访群众就是为了15000元的事，与政府闹了好几年，当地干部为这个人光到北京一次次接他回去花的钱就有15万之多！如果那里的干部和领导会算一笔账的话，这个群众的问题不早解决了嘛！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并不算这样的账，他们只算给群众解决困难时要花多少钱是如何如何的‘没办法’，可从来不说为应付和处理这些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全国各地一年光为应付和处理群众上访事件所花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数额惊人！

“都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纳税人的钱！我们应当学会心疼我们靠汗水和辛劳换来的财富，不然国家再强大，早晚也会吃穷吃空的！而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原本几千元、万把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还没法解决！“建立社会和谐，司法公正、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在一些群众有意见，闹事，就是因为司法不那么公正、公开，人情案居多。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首先要解决司法本身的问题，这是关键。“最后我想对普通百姓说一句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时期，进入转型的历史关头，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随之也不断突现。追求社会和谐，过上富足、祥和、快乐的幸福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人意之处，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应当以健康的心态，正确面对可能出现在你身上的问题和矛盾，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尤其要体谅政府和国家的难处。考虑问题和处事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人与人相处时，更应发扬谦和、谦让的中国传统美德，即便理都在你这一边，也要做到得理让三分。这样，我们13亿人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共处。”身体力行的梁雨润，思考比笔者写《根本利益》时更加成熟和深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曾经感动中国的人物，今天更能感动你我他……

在《为了弱者的尊严》一书收笔时，正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幸聆听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他倡导“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号召作家“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创作，以及“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等话语，长久地回响在耳边。当代的进步文艺为了什么？我们作家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方向？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给我们作了深刻的阐明。备受鼓舞之际我有一种欣慰：回顾近十年来所走过的文学创作历程，我自我检查，感觉基本在朝这一目标实践，并且没有停止过。十年来，我创作了十几部作品，近三百万字，虽然觉得很累，而且经常有朋友劝我别那么累了。确实很累——作为非专业作家，作为负责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再腾出时间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件很累的事，问题是还必须使作品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注定是更难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听进朋友们的劝告，原因很简单，单位的工作责任是不可推托的，写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更加不能放弃。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有人认为，一个人写作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吃老本了，小说家和诗人可能是这样，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除非你的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没有了。

一个充满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在你生命允许的每一分钟内停止关注社会、停止写作生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给予了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财富和生命的不懈推动力。你可以耗尽精力，你可以缩短寿命，但你不能不满怀激情地一次次投入火热的生活，采撷鲜活的素材，进行紧张的创作——像战士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一样。我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减弱这种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激昂情怀，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写梁雨润即是一例。我历来主张，报告文学必然具有“报告”的对象与“报告”的效果。

一部报告文学，我们检验它优秀与否，如果不考量读者和社会及市场对它的反馈，就将失去这一文体本身的意义。没有读者和没有影响面的作品，首先就已失去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文本功效，获再多的奖也没有任何用。同样道理，不能一版又一版地发行、被一批批读者长久阅读的作品，也不可能称得上是优秀的报告文学，更无须去谈论它的“文学性”了。在各种媒介大膨胀、大发展的今天，报告文学越来越被近似的文本样式（如电视中新闻和“纪实”类的东西）所挤压，报告文学的创作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与发展态势。报告文学又因它独特的新闻材料所构成的基本内容，常常容易被电视与报纸的新闻所赶超和克隆，很自然地被公众淡化与漠视。

如果加上创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报告文学毫无疑问将面临“死亡”的境地。为了这一文类的不“死亡”并能重新散发独特魅力，我们只有靠比从事任何文学类别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与高超的智慧去实现。我们不可能有那些具备越来越完备的现代化手段的新闻记者们的强势条件，也不可能有小说家和诗人们那样悠闲潇洒的生活方式，报告文学作家是冲锋的战士，是驰骋的骑士，是生命驿站上的赶路人！

我们永远疲劳，我们永远激情，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才可能永远保持其文体的存在价值与创作这一文体的意义！

这是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要求和文体自身所决定的。今天的人民依然非常愿意看优秀的报告文学，非常喜欢看那些与他们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因此而继续狂热地热爱报告文学，并愿意写更多梁雨润式的人物，写伟大时代出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重要事件。我热爱报告文学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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